摘要：惟其有个发端处，所以生。 ...
这种自由主义在快速实现个人与社会的恢复与发展的同时，人性问题被忽略了。
理欲不二，欲外无理说，终统摄天理于人欲融突而和合。后期墨家说知也者，所以知也(《墨子·经说上》)。
金岳霖的话语虽有偏颇，但亦不无道理。和合生生道体的理论思维形态的智能价值体现为传统与现代的和合、形上与形下的和合、本无与崇有的和合、负阴与抱阳的和合、明体与达用的和合、认识与实行的和合、能知与所知的和合、天理与人欲的和合、中国与世界的和合。①这是因为知道我们如何知道是知道我们知道什么的一小部分。形形色色的万物，是无的功用和体现，体用相依不离。世界各民族在开放包容的实践中创造各自文明，是思维包容性的体现。
和合学理论思维的内在逻辑进路是：源自中华文化往圣的核心话题的理念是和合学理论思维的源头活水。五性环环相扣，循环往复，生生不息。其实，时间间距根本上乃是一种语言间距，而乾嘉汉学对训诂能力的信赖，实源自于汉学家对于语言本身之可靠性的信赖。
如方东树反驳道：如《考工》车制，江氏有考，戴氏有图，阮氏、金氏、程氏、钱氏皆言车制，同时著述，言人人殊，迄不知谁为定论。当然，由六书来通文字是最为基础的部分，而通过《说文》《尔雅》来溯源本字本训本义，是汉学家极其看重的为学发端，其训诂考证由此带有古朴切实之风，且成就显著。不明千古学术之源流，而但以讥弹宋儒为能事[49]。必就其字之声类而后不以经妨字。
[57]在他看来，正确的为学之道既要重视考订，又要以义理为归。从本体论上讲，汉学家受限于传统的经学框架，其考证虽基于文字，观念上却仍被先行的圣人之道所限定。
简言之，所谓剥皮主义，就是还原主义。[15]那么，训诂究竟是什么？训诂是否像汉学家所认为的那样能够顺利消除时间间距？孔颖达言：诂者，古也。然而，完全的翻译或理解总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义理总会发生变化。因此，游走于汉宋两家的翁方纲才殷殷寄言：吾劝同志者，深以考订为务，而考订必以义理为主。
载籍极博，统之不外文字，文字虽广，统之不越六书[24]。[4]其中的求就是克服时间间距的方法，其实质是通过受控制的、方法论的思想而把一切异化的以及导致误解的东西——由时间距离、语言用法的变化、词义以及思维模式的变化等引起的误解一一排除掉[5]。[17]也就是说，训诂的作用就是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转换，一如在古今语言之间的翻译行为，王引之言：吾治小学，吾为之舌人焉。忆《说文》数字，改六籍而不疑。
但是，这种取向只是诠释路向中的一个方面而已。当戴震说中乎辨言而辨言则舍其立言之体无从相接以心时，其所谓立言之体，就是尊经意识与道体观念的表现。
汉儒之弊如此，而乾嘉汉学亦有此弊。在历史流变中，文字本身的形、音、义经历了沿革转换，因此，后人在识古字、读古书时，就容易因时代错位而产生误解。
由此而言，义理并非尽在训诂之中，而且，即便对于那些训诂之内的义理，也不会随着训诂的完成而必然得到揭示，这是因为文本的言意之间并不总是一致的，甚至可以说，言不尽意或意在言外乃是存在论上的无可否认的事实。也就是说，考字、辨言都必须置于闻道的视域之中，所谓十分之见，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，合诸道而不留余议，巨细毕究，本末兼察[54]。汉学家之所以能够在考证领域取得如此成绩，显然与其所凭借的考证方法相关，但恰恰因受限于这种方法，汉学家的考证总是面临着一种巨大的隐忧，并最终催生出一系列不容回避的问题内容提要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易学观，学界一般认为是尊崇汉《易》，贬抑宋《易》，与朴学《易》比较接近。然皆各据所见，抵其罅隙，尚未能穷溯本末，一一抉所自来。然圣人作《易》，本以吉凶悔吝示人事之所从。
直到古文经学大师马融、郑玄先后为《周易》作注，古文《易》才逐渐取得压倒今文《易》的声势。以《诗经》为例，在四库馆臣的学术话语体系中，《诗经》汉学、宋学的差别主要在于遵序还是废序，但宋代遵序派的《诗经》研究著作很多，其实是属于汉学。
《左传》所记诸占，盖犹太卜之遗法。有以心学解《易》者，如陆九渊、杨简。
(一)对图书之学的评价 在四库馆臣总结的易学两派六宗中，与禨祥之学同属于《易》外别传的，是宋《易》图书之学。(二)对义理之学的评价 但是，四库馆臣对宋《易》义理之学，则颇多肯定之处。
(《总目》，第35页)受此影响，四库馆臣在《总目》的不少提要中都提到了变爻互体的问题，在学术立场上也是与《御纂周易述义》相一致的。《四库全书》虽然收录了京房、焦延寿的著作，也收录了《易纬》著作，但《易纬》著作没能列入《四库全书》经部易类的正编，只能附录在经部易类的末尾，而焦延寿《易林》、京房《京氏易传》等著作则被归于子部术数类占卜之属。尤其是在分类上，按照传统的分类法，经部、子部有尊卑不同，被归于经部易类，还是归于子部术数类，在学术价值上是有很大差别的。而遴选进《四库全书》的易学著作，则以因象立教者为宗。
国朝毛奇龄作《图书原舛编》，黄宗羲作《易学象数论》，黄宗炎作《图书辨惑》，争之尤力。陈抟、邵康节推论先天，此道家之《易》，源出魏伯阳者也。
所谓推天道以明人事，本于《周易，系辞》明于天之道，而察于民之故，即通过推衍天地运行之道，来理解和解释人类的日常行为。其图本准《易》而生，故以卦爻反覆研求，无不符合。
清代前期是易学研究的转型期，先后经历了清初宋《易》的衰落与《易》图辨伪的兴起、汉《易》文献的辑佚与重建，其贡献在于运用汉代的训诂与考证方法，通过整理和解读汉代的易学文献，检讨宋代以来流行的图书之学，建立了一整套《周易》和经学的解释学范式，再现和重建了失传已久的汉代易学，重塑了严谨笃实的学风⑩。或舍弃理者，必流为杂学。
箕子之贞，鬼方之伐，帝乙之归妹，周公明著其人，则三百八十四爻，可以例举矣。所以，笼统地说《总目·经部·易类》的易学观接近于朴学《易》，也是不合适的。也就是说，无论是作《易》还是解《易》，都要兼顾象数与义理。所以，四库馆臣的学术倾向对《总目》易学观的影响，主要体现在纪昀身上。
(一)对《易》图辨伪的评价 对宋《易》图书之学的辨伪，始于元代，到清代前期达到了高峰，黄宗羲《易学象数学》、胡渭《易图明辨》等都是考辨《易》图的代表性著作。(《总目》，第35页)就是对主数太过的陈抟图书之学，对主理太过王宗传、杨简的心性之学，都予以否定。
王应麟的辑佚著作在体例上虽尚不甚严密，但筚路蓝缕之功存焉。《御纂周易述义》提要云：盖汉《易》之不可训者，在于杂以谶纬，推衍禨祥。
分别类属与排序先后，在《总目》的学术批评系统中，往往代表的是四库馆臣对某一类著作价值的判断。(《总目》，第5页)此处只是做事实的判断，未涉及价值的判断。
